本报记者李晖北京报道

　　疫情叠加下，信贷不良风险抬升，与之相伴随的是款项催收承压巨大。

　　近年来，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信用卡催收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工作指引”）等政策措施的下发与施行，催收行业的展业规则进一步收紧，合规催收呼声日渐高涨，催收转型也箭在弦上。

　　“单纯的电催公司已经比较难做，除了头部几家，中小型的多在考虑与律师事务所合作，或者自己申请律所资质，承接司法催收业务。”一位西南地区中小催收机构负责人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有不良资产处置领域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机构可能倾向于运用催收、调解、诉讼的手段，自力救济和司法公力救济相结合，实现催收人员与律师等各岗位协调配合，中后台运营部门或系统提供支持，实现一体化运营的有机组合的手段，提升回款效果。

　　单纯线上催收收缩

　　2021年3月，“催收非法债务罪”正式纳入《刑法》，同年《个人信息保护法》《征信业务管理办法》相继颁布、实施，对依赖大数据风控技术的金融科技类企业影响巨大。特别是后两项法规明确了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及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责任与义务，加大了个人信息处理违规的处罚力度。

　　“催收难度明显加大了。”一位华东地区不良资产公司高层向本报记者透露，某国有大行信用卡中心30天的催回率目前只有45%左右，而此前几年这一数据是90%以上。即便是银行或信用卡中心的最优质资产，在进入不良阶段后的回收比例不超过5%。

　　上海浩兴资产管理公司创始人张海燕从事不良资产处置业务多年。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个保法相关要求对“失联修复”的范围有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在合法合规要求下，目前行业通常倾向于按照“三重授权”原则认定，这让催收的失联修复手段受限，同时实施成本也陡然提高。

　　据记者向多位业内人士了解，巅峰时期，国内各类催收公司数量在6000家左右，目前已经缩减到不足2000家。

　　前述西南地区催收人士透露：一家总部设在广东地区、在全国拥有60多家分公司的催收机构，此前一家分公司可以实现净利润一年上千万元。但去年底到今年，其很多城市分公司是亏损状态。

　　在张海燕看来，目前在线催收平台进入收缩阶段。在该行业野蛮生长阶段，一个催收座席的工资可能远超市场其他行业岗位薪资，两三万元的绩效奖金比比皆是，也引发不少暴力催收事件。随着行业监管趋严，从业人员明显感觉风光不再，之前培训的一些催收策略被限制使用，加之债务人在经济形势下行和疫情影响之下，还款能力下降，直接影响到催收回款数据，催收座席收入也大不如前。

　　在此形势下，寻求司法催收也成为不少机构的选择。以金融机构为例，其处置逾期贷款通常先是由自有法务团队和催收部门进行第一轮催收，超过60天或90天后，会进入委外催收阶段。委外催收阶段也通常以90天为节点，再将无法收回的资产转给下一家催收机构。业内共识在于，越进入催收后期，欠款收款难度越大，这时候不少公司会选择进入司法催收程序。从律师发函、调解、仲裁、公证直至诉讼，形成整个“司法催收”概念。而在政策压力下，司法催收的环节也开始前置。

　　记者在“中国招投标公共平台”上注意到，多家银行机构信用卡业务采购催收外包服务时，即在招标公告中明确要求：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司法机构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通过年检。

　　重庆博樟企业管理咨询负责人曾升告诉记者，单纯的在线催收平台与执业律所相比，人员素质和专业性有所欠缺，容易引发纠纷投诉。不少头部催收机构本身就是从律所相关业务线孵化而来，除了与律所合作，目前国内一些省份的同行已经开始申请设立“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不过上述中心需要经过司法部门批准，目前各个区域对此业务的态度尚未统一。整体来看，能够将问题前置，解放司法资源，市场还是比较大的。”他表示。

　　贷后管理趋向多元化

　　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监管从严、公司合规经营要求及全民法治意识的提高，司法催收必然更多融合到金融机构未来贷后处置的主要手段中。

　　记者注意到，处于清退阶段的网贷平台也开始选择属地化法催解决逃废债问题。近期消息显示，玖富普惠开始采取属地化司法催收方式，协调第三方法律服务公司与全国各地900多家律所开展合作，与借款人所在地律所合作，出借人委托律所进行催收或在当地法院直接起诉借款人。

　　多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和小贷公司诉讼量自2020年以来上升明显。重庆小雨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雨点小贷”）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方面随着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行业坏账率整体在增加；另一方面，通过司法催收来进行不良资产处置的相关司法路径相对畅通了。“相比委外催收回款率，公司同类产品在诉讼阶段回款至少能提升2倍。”该人士透露。

　　在其看来，来自法院的传票送达、开庭审判、判决生效，和生效后执行阶段对客户银行账户查冻扣操作流程（包括限消操作），都比其他催收手段更加紧迫和有压力感。

　　张海燕认为，这一现象显示了市场机构对贷后管理的心态变化。“很长一段时间，信贷机构业务发展都是重贷前、轻贷后，而这两年金融机构更多开始向贷后要利润，对于贷后催收、不良处置都更加重视。”

　　不过，通过司法催收解决个人贷款类逾期问题也存在现实难点。张海燕告诉记者，个贷类逾期金额普遍较小，一次性需要立案数千案件会让有管辖权的法院工作量远超负荷。司法资源稀缺环境下，法院对此类受理相对较为谨慎，有的地区法院因考虑司法资源的平均分配设置了每月受理此类案件的上限。

　　小雨点小贷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诉讼催收，需要在产品搭建过程中关注诉讼所需的便利要素，例如约定送达地址信息。有些公司在早期阶段可能没有考虑到之后需要司法催收，没有做相关设置，也就没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去选择诉讼催收。另外，互联网金融全国展业，可能会面临跨省经营导致的异地执行不便。

　　该人士认为，尽管目前通过诉讼催收常常面临周期较长、执行困难等困难，但随着相关政策法规日渐完善，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催收未来会凸显其价值和优势。相比传统催收方式，债务人的权利也会得到更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