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最金融环境的不断下行，银行存款余额也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加之国家数次降准降息，银行在“存贷差”中的盈利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为了支撑经营成本，商业银行逐渐瞄准了一个新的盈利增长点“发行信用卡”，近年来，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业务逐渐成为其最大的盈利方式之一，且银行信用卡发行量巨大。
信用卡不良率飙升，监管连发“警告”
据央行在6月9日，公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支行总体情况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7.49亿张，环比增长0.32%。全国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0.53张，银行卡授信总额为17.57万亿元，环比增长1.17%，卡均授信额度为2.35万元。从央行公布的数据不难看出，信用卡发行总量和授信总量仍在不断增长，这也就意味着我国信用卡持卡人群在不断增加，负债率也在不断上升。
今年上半年一场公共安全事件，导致全国各行业从业者的收入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仅0.8%，收入骤降导致了银行信用卡不良率不断飙升。此前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环比增长23.71%；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918.75亿元，这一数字较2019年四季度末的742.66亿元环比增长了23.71%。
众所周知，银行是受到国家银保监会监管最为严格的金融机构之一，而目前银行的不良率上升也使得监管再次发出“警告”，6月29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2020年第四号风险提示提醒消费者：应正确认识信用卡功能，合理使用信用卡，树立科学消费观念，理性消费、适度透支。由此可见监管急了，不得不连发“警告”，提醒消费者注意用卡习惯，合理使用信用卡。
传统催收效果不佳，案件激增法院“招架不住”
在过去多年时间里，银行处置信用卡不良资产，主要有三种传统的方式——自催、诉讼、外包催收。这三种方式也是过去最常见的方式，当然这三种方式也有不同的适用范围。比如逾期90天以内的由银行内部的自催团队催收，逾期超过90天的，视逾期金额和催收难度，再选择外包催收或走司法诉讼。
但目前银行的传统催收现状却很尴尬，要么联系不到债务人；好不容易联系到了，但债务人却表示家庭困难无力偿还债务。与此同时，受到监管整顿暴利催收的影响，即便银行转给外包催收，外包公司也不敢“用力过猛”，一不小心就会收到投诉和监管。所以，在监管整顿的大环境和经济下行双重压力下，靠单纯的自催和外包催收收效甚微，效果不佳。
再看司法诉讼，信贷市场不良率的攀升，也使得此类案件数量激增，法院已经招架不住了。因为，每一个案件都要经过民事诉讼、执行程序，这无形之中给法院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因此法院只能采取简易程序、集中审理。
近日，上海金融法院以及各区的法院，利用简易程序，集中开庭审理了一大批信用卡纠纷诉讼案件。但集中审理也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找不到债务人，法院无法确认被告人真伪就会被驳回；要么就是被告人不出席，只能缺席审判；即便有个别被告人出席审理，或者出具书面的辩护意见，但也都是表示经济困难，无力偿还，最好的情况就是表示愿意协商还款。
银行也急了，推出催收“新模式”
面对不良率高企和催收与诉讼的困境，银行也越来越急了，毕竟信用卡业务不仅仅是银行重要的盈利点之一，同时，信用卡资产不良率也存在“监管红线”，如果让不良率不断恶化下去，势必会使得银行被监管处罚，甚至限制业务发展，这个后果肯定是银行不愿意看到的。为此，银行也推出了“诉催结合”的催收新模式。
“诉催结合”这个新模式的具体操作方法就是，银行自催无果后，便开始委外催收和司法诉讼同时进行，利用司法诉讼给债务人造成的司法压力来补给催收，如果债务人在压力之下主动偿还债务，银行就可以在诉讼上以调解、和解或撤诉的方式结案。
即便遇到真的是经济困难、身无分文的债务人，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无法让其还债的情况，银行也依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保留恢复执行的权力，一旦债务人“东山再起”，银行仍可行使自己的执行权力。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老赖来讲，执行就是最好的催收。
由此可见，当单一的催收效果越来越弱的情况下，催收和诉讼两者相结合的新模式，对银行来说是降低不良率比较好的方法。据了解，目前已经有诸如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信用卡中心开始采用“诉催结合”的催收新模式，新模式的施行也再加之国家乃至各地方政府金融办不断重拳打击“逃废债”，也对很多债务人起到了积极的震慑的效果。
写在最后：
所谓“欠债还款，天经地义”，每一个债务人无论是何原因欠债，只要是在国家规定的合理合法范围内的欠款，都应该做到及时主要的还款。银行推出的催收“新模式”是为解决不良资产不得不选出的选择，所以信用卡逾期的债务人要注意了，想欠债不还是不可能的。然而，被逼出来的“诉催结合”新模式，能否短期有效地解决不良率飙升的现状，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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