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易妍君广州报道
“这两三个月，我们催收的借款人中，大概有三成都是通过代理人与我们沟通，声称是自己的‘表哥’‘亲戚’等。但代理人一张口，就能知道他们是专业的，因为这些代理人不仅对整个催收流程了如指掌，而且相当了解企业和监管痛点。”近日，一家消费金融公司催收部门负责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实际上，提供个人信贷业务的机构被反催收组织“套路”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今年2月以来，为缓解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及个人的生产生活困难，银保监会、央行等部门出台了相关举措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延期还贷。但恶意反催收组织却借此机会，以提供所谓的反催收服务“引导”借贷者拖欠借款，并从中获利。
有消息称，近期，相关部门已开启了针对“反催收”的围剿行动，并组织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就“反催收”情况进行摸底调查，行业或将迎来一系列整治动作。
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方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规范反催收行为，首先应规范催收行为，需要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将催收、反催收作为行业管理起来。
恶意反催收盛行
反催收伴随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中，以有偿帮助借贷人通过非正常手段“躲避欠债、免除欠款或利息”的恶意反催收组织也开始冒头。据业内人士观察：“去年以来，这种反催收的行为开始呈现集体化态势，且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疫情阶段，在反催收组织“指导”下恶意拖延欠款的情况愈发肆虐。多家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均反映，在投诉网站上发现，某一时间段内，针对公司的投诉内容十分相似，且投诉频率比较密集。“甚至有专门的反催收人士去客户投诉内容下公开留言，招揽进如反催收QQ群/群等。”据某金融科技公司员工推测，进群后会有流程化的指引告知客户如何进行反催收，由此反催收组织从中获利。
一家银行信用卡中心有关人士指出：“我行某分行曾连续接到5单疑似‘反催收联盟’操作的客户投诉，因为这几位逾期客户均是通过监管部门来函投诉，而且都是委托他人跟进。同时，客户的诉求基本一致：希望能够免息分期还款。其中，客户张某不仅自己投诉，还协助另一位客户吴某与银行沟通还款事宜。”据他介绍，经过与张某的深入沟通，张某表示他本人从事多家银行信用卡“债务整理”业务。银行方面还了解到，张某的名为“#专业网贷#债务整理”。“从他帮客户吴某与银行协商的过程来看，张某非常了解信用卡业务催收流程，且熟悉催收机构业务要求，熟知相关的法律法规。”
此外，上述某金融科技公司员工告诉记者，疫情期间，针对公司的投诉大幅上升，80%以上的客户反馈，疫情导致没有收入或收入减少，要求停止催收和享受减免。但实际上真正受疫情影响导致还款能力丧失的用户比例并不高，其实是借机延迟还款或者争取各类针对疫情的优惠政策。“一旦不满足其要求就威胁投诉，给催收工作带来较大的困难。比如，近期持续有多名用户使用几乎相同的话术和手法，向平台索要发票，并声称若不提供就向税务局投诉举报，借此要求减免还款。客户通常提完诉求就挂机，我们再次主动沟通也是一样的诉求。但我们是助贷平台，只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收取服务费，向用户开具发票应由放款方提供，涉及的担保费可以由对应担保公司提供。但是这类用户却坚持要平台开具发票。”
疫情之后，伴随借贷机构的坏账率、逾期率都有所上升，反催收的需求也有所增加。
借贷人“入套”损失多
记者注意到，目前，抖音等网络平台上仍能搜索到有关反催收的视频。此前一段时间里，“反催收”组织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公开“授课”、售卖反催收课程，甚至一度出现过公司化运营的反催收组织利用抖音拉下线、招加盟。
借贷人如果轻信所谓“专业反催收”，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一方面，可能会导致额外的金钱损失；另一方面，借贷人如在反催收组织的“引导”下提供假资料，也可能因此担责。
广东某融资担保公司向记者提供的案例显示，一位李女士听信了所谓“代理维权专家”的承诺，并按照“专家”指示，开始主动逾期还款，并根据“代理维权专家”提供的投诉模板材料，向监管单位进行投诉。但最终结果是，经过监管单位核实，李女士的借款申请流程并无异常，其反映的诉求也缺乏事实依据。等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所谓“维权代理专家”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这类案例中，借贷人不仅损失了向所谓“专家”支付的额外费用，而且由于恶意投诉，其本人的征信记录也可能会受影响。
方颂表示，对于债务人来讲，任何时候去求助，比如，去咨询如何应对借贷机构的催收都存在合理性。甚至借贷人委托他人帮助他去做谈判，也是其合法权利。不过，前提是不能作假。
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冯寸生表示，借款人若听信反催收组织的方法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贷款，则构成欺诈，一经核实，贷款方有权拒绝申请或撤销该变更事项。届时，借款人不仅要补齐拖欠款项及额外利息，还需要承担违约金并被纳入失信名单。
他举例说，例如，蚂蚁借呗、京东金融这些头部平台上的资金方都已接入央行征信，借款人如果产生逾期行为，欠款不还，就将被详细记入个人征信报告，未来其个人金融服务会面临贷款受限、利率提高等限制，个人日常生活则会被限制高消费，子女受教育、买房出境等方面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已支付给“反催收联盟”的高额费用更是打了水漂，人财两空，得不偿失。
一旦恶意反催收团队行为不当，也有可能触犯相关法律。冯寸生向记者指出，反催收团队帮助借款人抵抗催收的过程中涉及到伪造、编造材料、包装话术的，根据具体情节或触犯《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七十四条关于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的相关规定。
“如果还存在伪造、编造、买卖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或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情形，则已经构成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的妨害公文、证件、印章的犯罪。”他进一步补充。
行业监管待完善
恶意反催收行为不仅影响了放贷机构的正常运行，也会给借贷人带来更多风险。
在冯寸生看来，恶意“反催收”行为不仅触碰了法律底线，扰乱了金融秩序，更破坏了社会信用体系。他具体分析，对金融系统而言，反催收产业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正常催收秩序，恶意投诉上升，回款难度进一步加大。金融机构在面对“反催收”时变得更加谨小慎微，为了应付恶意反催收产业链的冲击就会加大审核力度，从而抬高社会的金融成本，导致有需要的诚信守法的消费者因此更难获得金融的支持。
与此同时，借贷人合理的反催收诉求也值得关注。在方颂看来，消费信贷行业还是需要正常的制约机制。催收和反催收之间存在博弈，并非坏事。如果市场能够对双方行为都有一定约束，反而有利于行业步入正常发展轨道。“如果一个反催收组织通过正常、合法的方式帮助借贷人反催收，也是有生存空间的。”
至于如何遏制反催收产业链？方颂表示，就目前来看，无论是催收还是反催收，都不是规范的行业，因为都没有牌照，没有相应的行业管理办法。虽然有关部门开过协商会，但对于“催收要不要纳入到监管范畴、由谁来监管、管理的边界在哪里”等问题，未形成统一意见。
他认为，如果规范地放贷、催收，反催收的市场空间自然就会大幅缩小。因此，将催收、反催收纳入正常的监管很关键。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上述某金融科技公司催收部门负责人的认同。他表示，治理反催收乱象，首先应该规范催收机构，包括催收员应该持证上岗，催收机构本身应该也要有规范的地方牌照；其次，为借款人或者持卡人提供咨询其实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服务应该交给银行业促进协会等正规的第三方机构。“将范围和规则清晰化应该是可行的，前提是借贷人的诉求也要在合理范围内。”他谈及。
冯寸生也谈及，整治恶意反催收产业链的乱象，首先要从源头开始，严厉打击非法放贷、套路贷、校园贷、现金贷等不合法组织和产品；其次是完善立法，有关国家部门应当尽快指定一个主管部门对国内催收业进行监管，重点将目前市场上实际仍处于法律和监管灰色地带的委外催收公司纳入监管，制定催收行业的规章制度和行业标准。
“最后，进一步加强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将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的信息全部纳入央行征信中心、百行征信公司，从而促进行业良性发展。”冯寸生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