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消费金融频道作者|木音

　　“干催收已经没前途了！既要交高额的保证金，又不能骂、不能爆通讯录。相比之下，反催收创业项目正值风口，零投资、高回报，只要技术到位，流水不见得比催收少。”即便是催收员前来面试，王瑞也能对他侃侃而谈。不到一年时间，王瑞的债务咨询创业项目做得有声有色，已经开了两家分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招收的徒弟数不胜数。整个团队也就二十余人，一年净利润高达五百万。虽然他名下的公司经营范围是企业征信业务，但实际上从事债务咨询、停息挂账、征信修复等个人业务。在王瑞眼里，借款人逾期债务足够多，债务咨询市场尚有大片空白，公司的野心也远不止数百万利润。不过，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去年以来对王瑞所从事的停息挂账等服务，态度不太友好，金融市场给他们贴上反催收、代理投诉标签。「消费金融频道」调查发现，金融市场中存在较多与王瑞相似的反催收组织，他们在疫情中爆发，于监管整顿后分流。初级的债务规划、反催收课程贩卖服务已退出市场，一种更高阶且成熟的反催收服务链条依然活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借款人提前给他们支付高额的佣金。在与监管、金融机构的博弈中，反催收组织学会了如何“合规发展”，甚至串通催收、金融从业者拓展客户资源，织出一张游离红线边缘的关系网络。同时，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也察觉到反催收进化的趋势，态度变得强硬，最终采取诉即诉的拒不协商方案。反催收乱象的根源在于信贷市场的共债风险和过度放贷，最终的恶果也是由金融机构和借款人承受，其中，借款人债务压身又被反催收收割。债务纠纷常在，反催收生死反复，金融机构的博弈手段不得不升级。

　　逐利而生

　　暴力催收与反催收，均依附在金融机构贷后服务链条上，它们利用机构与借款人的纠纷，或站在机构方，或站在借款人角度，从事黑产获利。迫于监管强力，暴力催收式微，而反催收逐渐从网贷、互联网金融领域向银行渗透，目前银行信用卡中心成为反催收组织主攻的市场。催收市场被严管之后，反催收逐利欲望被放大，不少催收人员也倒向了反催收。从催收员变成反催收者，李新华越来越看不起催收行业。他直言，现在催收很窝囊，部分催收机构连具体的平台信息和产品信息都不敢说，生怕被借款人和反催收组织抓住把柄，这主要源于反催收的反抗氛围太浓厚。“老子都不知道消费金融是个啥，天天发消息，真是想投诉都不知道投诉哪一家。”张东东在多家互联网金融平台逾期，他正打算找一家反催收组织代理自己的投诉。在催收市场中，的确存在催收信息不具名的现象，例如部分借款人接到催收短信，抬头仅显示“消费金融”，借款人根本不知道是哪一家在催收。反催收组织一般代理的项目包含个人征信逾期修复、信用卡逾期停息挂账、互联网金融逾期协商，有的还附带无抵押贷款业务，以及京东白条、蚂蚁花呗套现。王瑞所在的公司就边为借款人提供反催收服务，边从事助贷、套现生意，这两个业务正好形成闭环。对于贷款服务，李新华认为行业内确实很多人在做，但他们不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做贷款反而增加借款人负担，良心过不去。”「消费金融频道」调查得知，反催收大多由信用卡套现、代还等金融乱象变种而来。反催收组织早期就从事网销POS、养卡、调额、套现等业务，随着借款人逾期增加，个人征信的重要性凸显，越来越多的套现服务商转向反催收和征信洗白活动。反催收组织的业务范围广，收费高且都是预付费的形式。上至国有银行、股份行信用卡以及消费金融公司消费贷，下至花呗、借呗、白条、有钱花、分期乐等产品，都是反催收投诉协商的目标。王瑞称，“四大行比较难对付，虽然逾期息费减免比较难，但也可以做到延期还款。”反催收的服务费用为逾期金额的6%-10%，有的提前一次性付清，有的提前付一半，方案执行成功后再付另一半。李新华要求销售人员直接向借款人收取逾期金额的10%服务费，再加上五百元材料费。他表示这是市场价，并未多收，如果欠款多，可以便宜点，一般也在6%以上。“服务费需要提前一次性结清，如果对方不愿意或者犹豫，基本上就是白嫖。”相比一次性收费，王瑞的模式更保守一些。他收费的标准为待还金额的6%至8%，前期收一半，做完再收另一半，他认为这样更保守一些，能赢得借款人信任。如果用户赖账，王瑞透露还能把方案取消，让他们重返逾期状态。虽说方案执行不下去，会把钱退还给客户，但会以前期咨询费、不可控因素等借口，少退或不退服务费。

　　收割即正义

　　反催收中介习惯将自己从事的事业贴上“正义”“维权”等标签，在他们眼里，他们是通过技术立身，提供的服务也是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并不存在收割借款人的情况。某股份行信用卡中心人员刘波认为，不少借款人经过反催收中介的诱导，交了高额服务费，以为银行能停止催收、减免利息罚息，可最后催收未停利息未减，借款人的债务压力反而加重。以往的反催收恶意投诉不足以引起金融机构恐慌，现在的情况显然不太乐观，反催收中介的确掌握了一套完整的投诉协商方法论。以信用卡为例，王瑞团队近期成功帮助牛女士在某行的信用卡停息挂账，总欠款九万多元，无须首期款，减免两万多元，剩余待偿金额七万多元，分六十期还款，每个月还款一千二百元。在反催收看来，金融机构也有弱点，金融机构催收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收回欠款，只要协商方案做得好，金融机构就会妥协。在反催收市场，停息挂账业务主要涉及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金融机构，可以帮助借款人实现逾期债务一到五年的免息分期，迫使金融机构停止催收、不再起诉，部分机构还会减免已产生的利息和违约金。“100%能办成，处理周期三至十五个工作日，不成功退还费用。”杨森在东北地区从事反催收业务，通过自己研发的投诉协商方案，已代理过数千位客户的逾期订单。他表示，个人去找金融机构协商效果不佳，通过专业的代理投诉组织能精准地找到投诉门路。借款人付费后，反催收组织会根据借款人的诉求出具一个债务协商方案，执行过程环环相扣。首先，借款人需要邮寄一张本人名下的手机卡给反催收组织，全程由反催收组织与平台、监管协商，借款人不再接任何电话。需要证明还款能力的材料时，反催收组织能代办收入证明、贫困证明。随后，反催收组织通过借款人电话向金融机构协商，再向监管部门投诉。据调查，每个反催收组织都掌握了主流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客服电话，此外还收集了各地银保监局、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联系方式。谈及协商流程，杨森透露，一般一轮不行，至少四五轮，平台就会妥协。与停息挂账相比，反催收组织更愿意接征信修复的订单。在杨森看来，征信修复才是赚钱的活，征信修复周期一般为三到四个月，每条逾期记录修复价格为二百到四百元不等，单个客户逾期记录六七十条，打包价就在两万元以上。如果是失信被执行人，一条征信修复费用就高达两三万元，前提是借款人需要把欠款还清。反催收的逾期修复服务实质上是通过金融机构的征信异议调整，利用虚假病历的形式让金融机构协助撤销不良征信记录。杨森表示，“征信修复之所以贵，是因为我们得去相关医院、法院找关系，协助撤消失信记录，这都需要成本。”有反催收组织向「消费金融频道」介绍，他们可以代借款人到医院开具借款期间的病历证明，上传给金融机构并提出异议，然后金融机构审核。他们与医院有业务合作，如果征信修复成功，会给相关医生回扣。每个征信修复的借款人信息都在医生那里，银行回访时，医生能找到相关人员信息。如果银行追问，医生则以时间久、接触人员多为由回应。除了与医院合作，部分反催收机构还称与银行内部人员勾连。王瑞谈到与很多银行内部有合作关系，银行相关人员不方便出面与借款人协商，于是把协商业务委托给第三方，由他们代理与银行谈判。“这表面是反催收，实际上是利益共同体，我们收到借款人的服务费后，会向银行渠道支付一部分费用。”如果反催收机构能打通医院等渠道，伪造住院病历证明，征信修复的确存在可能。根据《征信业务管理条例》，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的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更正。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受到异议后，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核查和处理，并将结果答复异议人。

　　生死博弈

　　反催收组织在与警方、监管、金融机构的博弈中，死而复活，不断进化。诈骗与违法手段不断升级，不仅损害了借款人权益，而且对金融秩序造成冲击。反催收早期的商业模式比较简单，即利用信息不对称收割借款人。反催收中介伪装成专业的“债务重组师”、“理财规划师”、“网贷维权律师”等身份，在群、抖音等渠道发布逾期贷款反催收办法，随后诱导借款人购买课程或交纳服务费。由于反催收中介只是负责代理投诉，实际上大部分咨询服务只是骗局。去年上半年，抖音等互联网平台下架了大量反催收服务广告，同时警方也加大力度打击反催收诈骗案件，促使早期的反催收组织消亡。随后，反催收组织在民间借贷利率下行、金融消费者保护权重上升趋势下，又开始大张旗鼓地开店营业。这一次他们不再提供粗放的咨询服务，而是下沉到借款人与金融机构的纠纷中，或冒充借款人亲属，或直接以借款人身份与金融机构对抗。反催收的模式越来越成熟，甚至催收机构都心存畏惧。有催收从业者透露，现在的反催收组织胃口真不小，对于消费金融公司的利息、罚息等，上去就要求减一半以上或者全免。对于借呗等产品，要求停息一年后再还款。对于信用卡，要求历史息费减免，剩余本金再免息分期。增信助贷业务也遭殃。一些反催收机构专门盯着信用保证保险费用和担保费用，以强制捆绑搭售为由疯狂投诉，让助贷机构不知所措。一家头部助贷机构表示，不久前遇到一位疑似反催收的人员前来协商逾期还款，开口就要求债务继续分期，减免每期服务费、保险费、担保费；或者一次性结清，之前还过的保险费等抵扣本金。黑产服务链条完善后，反催收组织势力扩张。反催收从业者除了受理借款人逾期订单，还招收徒弟、拓展加盟商。王瑞就把反催收的技术明码标价对外售卖，单项技术价格在八千元左右，所有的技术打包价三万八千元。他认为这并不贵，毕竟做一单征信修复就能收两三万。另外，他还拉加盟商入伙，加盟费在三万元左右。“其实加盟就是一个代理，给平台提供逾期用户的名单，由平台负责执行反催收方案。平台给加盟商出一个底价，加盟商向客户收费，有的加盟商搞得比较猛，光差价就能拿到七个点以上。”反催收组织认为，他们卖的不是材料、投诉电话，也不是客户资源，而是真正的反催收技术，帮助客户建立一套完善的反催收服务方案。最终的结果是，让客户知道怎么去与平台协商，怎么和监管周旋，怎么让他们烦的只能应声答应。反催收的猖狂姿态，让在某头部消费金融公司负责贷后工作的苏鹏感到头疼。苏鹏透露，一名蒋姓人员在其公司代理了不少于170个贷款合同的投诉案件，手法高度相似。起初，该消费金融公司为了息事宁人，提供一定的减免方案，这反而助长了蒋某获利的野心，更易引发借款人逃废债倾向。监管和金融机构对反催收妥协也是言不由衷。一方面，投诉量大，证据现场举证难；另一方面，舆情和监管压力以及催收成本问题摆在那里，金融机构不得不答应反催收组织的诉求。不过随着催收趋于合规，监管、警方、金融机构在打击反催收乱象上达成共识，反催收组织的生存空间再次面临收窄。苏鹏所在的消费金融公司就与当地监管部门对反催收形成一致意见，一旦发现客户投诉套路雷同甚至代理人明目张胆自明身份，就将相关逾期合同直接进入司法催收，胜诉之后，金融机构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多地监管部门联合公安部门发布防范金融领域代理投诉风险的通告，揭露了部分非法社会组织通过专业代理投诉的名目，收集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正常金融经营秩序。警方也对反催收联盟展开收网，击穿代理投诉的诈骗犯罪形式，已有多家公司被立案，相关责任人被判刑。如果金融机构硬起来了，反催收也不得不服软。